顶刊编译 惯习可以解释个体的特殊性吗?

2022年11月18日 by 没有评论

布迪厄的惯习概念声称要解决个人/社会二元性的问题。然而,惯习似乎不足以解释场中个体行动者做法的特殊特征。作者认为,要解释个体惯习的特殊性(particularity),我们必须重视场论中关系逻辑(relational logic)的可操作化。作者进一步论证:个人学习如何预先确定:某些类型的实践对给定的场域位置(而不是其他位置)有意义,因为它们在该场域的历史性特定关系结构中体现了移动的具身经验(embodied experiences of movements)。因此,同一个人可以表现出多种甚至相互矛盾的做法,这取决于这个人在场域中的关系位置。作者通过讨论印度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政治惯习来说明这些观点。

在社会学关于个人及其社会世界之间生动关系的理解中,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被广泛认为是一次显著的进步。根据场域理论,个人历史的特定社会条件会形塑他们的惯习。因此,同样结构条件下的社会行动者,在关于他们各自社会生活的诸方面,倾向于持有相似但并非相同的观点。在他们日常实践的时间流中,他们倾向于再生产或改变他们结构位置的物质或符号状况。借此,他们可以再生产或改变其整个社会世界的结构配置。

在关于同一场域位置行动者的日常实践研究中,布迪厄关于个人实践的社会起源的洞见,已经遭到了社会学家的挑战。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记录了不同行动者关于同一种东西(例如音乐,食物)的极其不同的观点,即使他们在同一个结构位置。这些发现质疑了场域理论的解释力,即:它只能解释人们的共同点,而不能解释个人实践的特殊性吗?

我认为我们应该详细考察布迪厄关于关系逻辑(relational logic)的操作化(operationalization),来理解这个问题。关系逻辑的概念意味着:将个人行为作为他们与他人关系的功能来研究。但是,我们没有关注这一论证: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被他们之间层级化的场域位置的关系所形塑。通过预先理解他们与其社会世界的历史演变的惯习矩阵中其他行动者的关系,行动者各自的惯习激发实践。

对场域理论中关系逻辑的重视表明:场中行动者的特殊性(particularity of field actors),必须与特定场中关系结构(relational structure)的特殊性一起研究。宽泛地说,从一个场到另一个场的过程中,行动者将显示出变化。此外,在一个场中,相关行动者的特殊性必须被看作他们在此场中关系位置的一种功能(function)。因此,当他们的关系位置改变时,他们也将相应地改变其实践——因为他们的轨迹(trajectory)在互动的情境中发生改变,或者在场域的整体关系结构里发生改变。

换言之,个体行动者的特殊性必须被当作:当场域位置发生变化时,其实践中发生变化(shift)的特殊性,而不是仅为:某个单一场域位置激发出的实践的特殊性。因此,关注场域理论中的关系逻辑有助于我们从场域框架内解决特殊性的问题。通过介绍我对后殖民时期印度第一位总理尼赫鲁的政治惯习的研究,我希望阐明在殖民与后殖民时期印度政治场的惯习结构变化,进而阐明这个问题。

爱因斯坦的物理场理论促使科学哲学家将关系逻辑视为重建自然世界本体论的方式。他们认为,自然世界中的物体的属性,作为他们彼此之间关系的功能而存在。这种观点某种程度上被早期社会学家用来架构社会世界的基本形式,例如涂尔干的自杀论、马克思关于阶级分化的观点、齐美尔关于“坐收渔利者”的分析。这些论述促成了关系社会学的发展。关系社会学的核心要点是:社会学家必须将焦点从定义社会行动者的实在转到他们之间的关系。

社会、经济和文化资本的不同分布创造了不同的社会位置,这些位置之间的关系组成的空间,被布迪厄视为社会世界。经济资本指的是可动和不可动的物质财富,文化资本指知道如何在社会空间、具身品味中生存,社会资本指行动者与其他人的联系,当需要时其他人的资源可以被使用。布迪厄认为这些资本有一种符号价值,就是说,一种行动者看来的合法性价值。主导位置和被主导位置的关系配置,定义了社会世界的关系结构。关系结构不是给定或静态的,而是可竞争和动态的。

布迪厄认为,不同位置间关系的社会逻辑并不必然适用于社会空间的不同部分。在社会空间中,特别是现代社会世界,专业化活动的子空间(例如艺术、科学、教育、政治)相对于更大的空间而言是自主的。在场域内,不同行动者间关系的社会逻辑,可能同定义关系和位置的社会逻辑相反。例如,布迪厄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发现文学场域中,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被植入了:先锋作家看不起畅销书作家,他们的书销量不好但获得了同行的认可。

一个场域在社会空间中的相对自主性不是一个先验事实,而是一个历史上形成的后验事实。相对自主性取决于场域行动者之间的竞争状态,以确定他们彼此之间关系。布迪厄指出,场域内各位置之间的关系是由塑造社会空间关系结构的三种资本的场域特定形式的不同分布来定义的。那些成功地将自己的资本确立为其场域的符号资本的行动者,在界定其场域关系结构的象征性秩序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当行动者积累了场域特有的资本,并且这种资本不能被还原成更大的社会空间中的资本时,这种行动者的成功构建了一个从社会空间中获得相对高度自治的场。相反,如果行动者因其场域特有的资本而闻名,但这种资本很容易被还原为社会空间的资本,这种行动者的成功就会导致场域失去对社会空间的自主权。

惯习理论作为布迪厄场域理论的补充。在典型的日常生活过程中,行动者和他们的社会世界之间不存在鸿沟。相反,他们的惯习能预先理解社会世界,产生适宜的实践。为了应对场域理论陷入结构决定论的批评,布迪厄认为惯习产生的实践类型不存在结构决定的确定性。

布迪厄讨论了引发惯习和场域中关系结构之间的惯习的两种情况:第一,主体的惯习只在特定场域产生实践(例如在家或工作场所);第二,在一个场域中,通过考虑其位置和与之互动的人的位置之间的关系,主体的惯习产生实践(例如,在职业领域,主体在与关系主导的行为者互动时产生一种实践,在被关系主导的行为者互动时产生另一种实践)。一旦行动者完全嵌入进场域中既存的关系结构,他们能够预先理解这个场域中特定的关系结构,也就是说他们发展了一套场域特定的惯习(field-specific habitus)。

我们从《艺术的法则》和《自我分析纲要》中,可以看出福楼拜向下的社会阶层流动和布迪厄自己向上的社会阶层流动中,他们各自的惯习如何在文学和社会学领域中转化成一种特定场域的惯习,而这样的惯习和他们最初的阶层源头是不同的。另一方面,他们的惯习也改变了场域中的惯习结构——福楼拜被公认开启了法国文学的现代时期,布迪厄作为全球最知名的当代社会学家,改变了法国的学术场域。因此,特定场域的惯习并不必然导致场域中关系结构的简单再生产。

特定场域的惯习的形成过程,事实上为此后场域变迁埋下种子。行动者场域轨迹中的微小差别,可能随之在他们惯习的差异中变得明显。这种惯习的差异会引向行动者之间的竞争。在这样的竞争中,场域内关系的准则会变化(这种竞争一开始并不是平等的——主导者会对被主导者有优势)。尽管惯习的批评者会说惯习只能解释结构再生产,但惯习的关系逻辑表明:再生产只不过是诸多可能的结果中的一种。

总结一下:场域理论是建立在关系逻辑之上的。场域必须被看作是关系结构的一种形式,而惯习则是场关系结构的体现形式。然而,在场域理论中,惯习和场域都不被认为是稳定的。布迪厄坚持认为,场域的决定性特征是:它是行动者之间就其场域的关系结构的定义不断争夺的场所。由于惯习对这种持续的竞争中的场域位置非常敏感,所以惯习可能会随着场域关系结构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然而,即使惯习适应了场域的变化,它也不一定会以与场域变化相同的速度适应,从而导致与场域关系结构不同程度的(不)一致性。

在《区分》中,布迪厄表明占据相同场域位置的行动者展现出关于社会生活的相同观念。例如,工薪阶层的人们展现出对高热量食物的偏好,中产阶级则偏好低热量食物。他认为,这些相似性是人们相似的符号和物质阶层状况导致的。

看起来,惯习似乎说明同样境况的人会产生同样类型的实践。但是,其他的研究者发现:同样位置的人也会有不一样的惯习。《区分》没有显示行为者从社会空间到另一个场域或在一个特定场域内的运动;即,以《区分》的框架来考察惯习和结构状况之间的惯习,会造成对特殊性问题的误判。如果我们在解释一个焦点行动者的特殊性时忽略了其正在进行的移动,就会过于狭隘地通过关注惯习的形成来处理个人特殊性的问题。作为一种补充策略,为了从关系逻辑的角度研究惯习的特殊性,我们应该把注意力从研究位于特定位置的行动者的实践,转移到研究其在相关场域不断发展的关系结构中,向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场域移动。

一些研究特殊性问题的理论家——Crossley (2001)和Atkinson (2010)——仍然只关注惯习的内在结构。Crossley采用梅洛庞蒂的观点,认为行动者创造性地回应其个人经历,让他们能够调整之前的惯习,从而为新的特殊惯习形成做准备。Atkinson以相似的方式改造了舒茨关于生活世界的理论化,认为场域的关系结构中的个人位置形塑了个人的独特经历,反过来又导向了个人独特惯习的形成。

但是,这样的方案有局限。Crossley描述的场域行动者不能跳出其结构状况之外来思考。反之,他们思考时,是嵌入于现有的关系结构的。因此,那些创造性回应并不独立于关系结构的嵌入性,而是嵌入性的一种功能。Atkinson的解决方案也面临这一问题——似乎把场域位置视为相互区隔。事实上,只有考虑到场域位置之间的主导或被主导的状态,某个特定场域位置的经验才可以被理解。

第三种方案源自Lahire (2003, 2008, 2019),他在个人层面发展出一种社会学。通过超越社会空间的惯习研究,Lahire强调:诸场域的重要性在于结构化惯习的特殊性。他声称惯习是在多重场域下发展的,因此,我们不能假设惯习的整体一致。相反,需要将惯习看作是多种社会逻辑共存的场所,这些逻辑在特定的情境中被激活,并且(不)会相互一致。惯习的特殊性只是它在特定环境中产生的反应的特殊性。因此,要对惯习的概念进行实证研究,首先必须意识到各种场域关系结构的经验现实,这些结构在一段时间内构建了相关场域行动者的内部世界。

在这些解决方案中,Lahire的解决方案似乎最接近布迪厄所设想的惯习与场域之间关系的理论图式。然而,尽管 Lahire 承认惯习的分层结构与创建这些层的多种场域之间的关系,但他对场域的基本属性不屑一顾——场域是在该场域内关系结构定义的历史塑造的持续争论的场所。换言之,个人并不是简单地进入不同的语境,从而表现出不同的性格;相反,他们进入了关于该场域各个位置之间关系的定义的持续争论的场所。

因此,准确地说,场域行动者从场域位置产生实践,旨在保护或改变场域关系结构,这取决于引向他们当前位置的场域轨迹(trajectory),以及他们对未来在该场域中的位置的期望。同一场域的行动者将在不同的时间点从同一位置在同一场域内展示不同的实践,这取决于行动者之间在其场域关系结构定义上的竞争状态。

我认为我们需要解决场论中的特殊性问题。然而,我也认为,这个问题存在的原因并不是:惯习在概念上不能解释行动者成为他们自己惯习产生的实践的对象。相反,它的存在是因为:对场域行动者过去从不同位置到当前位置的运动、当前离开此位置的运动以及随着场域关系结构的竞争展开而预期的未来运动缺乏足够的经验关注。

根据这一见解,我认为我们不一定需要修改惯习的概念来解决特殊性问题。相反,在研究他们惯习的特殊性时,我们需要强调行动者在他们不断变化的场域关系结构中的运动。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我将通过讨论我对后殖民时期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的政治惯习的实证研究来说明这一点。

尼赫鲁的特殊政治倾向是他从殖民时期的精英部门到殖民时期政治场域的轨迹、以及他在殖民时期印度政治的精英部门(1919-1947)的历史特定关系条件下的轨迹的产物。尼赫鲁继承的大量经济和文化资本促使他知道如何在农民中积累个人声望;但殖民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精英,却以其基于与土地种姓群体的交换关系的委托资本而闻名。

尼赫鲁是一位富裕的婆罗门律师的儿子,曾在英国最著名的学校接受法律培训。因此,他带着印度殖民时期社会空间中具有象征意义的高价值文化和经济资本进入政治场域。此外,由于他的财富和地位不依赖于政治,他没有被殖民时期成功的必要条件所迷惑——在国大党(Congress Party)中的委托资本是建立在领导人与土地种姓成员的关系上的。由于他在农村穷人中拥有巨大的个人资本,所以他经常能进入国大党的最高层办公室。然而,由于委托资本是殖民时期政治场域的象征性资本,他尽管身居高位,却体验到对党派的议程缺乏控制。因此,尼赫鲁近20年的殖民时期的政治经历,形成了他独特的政治惯习:随着他在政治场域地位的变化,在民粹主义和委托政治之间进行转换,对后殖民时期印度的土地改革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因此,即使我们把尼赫鲁看作是一个机会主义的领导人,他利用土地改革的修辞赢得选举,然后通过安排以委托资本著称的政治精英担任部长职务来稳定自己的主导地位,我们也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尼赫鲁的“机会主义”的基础,是在殖民时期政治的历史性独特条件下奠定的。

由于他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精英进行了近20年的斗争,尼赫鲁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倾向,即根据他与对手的关系地位而产生不同的政治实践。具体来说,当他处于关系上的主导地位时,他的实践会再生产委托资本;而当他处于关系上的被主导地位时,其实践则会再生产他在农民中的个人声望。

从我的研究中得到的主要方法论启示是:为了充分挖掘惯习的潜力来解释个人的特殊性,我们必须认识到追踪行动者在其场域的关系结构中的运动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分析上确定四种类型的场域运动:(1)社会行动者从一个活动场域转移到另一个活动场域;(2)社会行动者在其活动场域内从一个部分转移到另一个部分;(3)场域的关系结构保持相对稳定,但领域行动者从一个位置转移到另一个位置;(4)场域的关系结构由于场域内新资本的引入而发生转变。未来关于惯习的工作必须探讨这些关系运动和/或它们的可能组合是如何同时构造和触发相关行动者的惯习转变的。这将防止在惯习研究中引入本质主义的假设,它将改进对个体行动者的社会学解释和社会结构的概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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